2024年，企业出海再次成为热词，和前些年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拿市场，还要做品牌。怎么才能在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家打响自己的品牌？华为的出海经验或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早在1990年代，华为就在开拓海外市场，许多中国员工远赴海外，扎根当地，融入当地话语体系。员工在海外如何生活，关系着他们的工作成果，也关系着公司的对外形象。

　　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今天我们分享一篇文章，作者从「华为海外员工怎么吃饭」这个非常具体的角度，观察到华为如何支持员工、如何在海外建立公司影响力。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能从身边具体的事着眼，获得观察世界的新角度。

　　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说自己十年来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这样华为才存活了十年。在「冬天」的危机中，他号召「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那些随之奔向海外寻找华为「生机」的员工们则无须思考，一落地就要现实地面对让自己活下来的问题：白天能填饱肚子，晚上能安稳地睡觉休息，出行在外，能平安归来。

　　从争取「活下来」，到「有质量地活下来」，是华为员工在海外三十年的基本生存历练，也是华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再面对的一个主题。

　　吃是华为员工走出国门面临的第一件生存要事，但吃的问题又不仅仅是满足一个人口腹之欲的生理问题，更是一个深切而复杂的情感问题。

　　在华为，以「理性与平实」课程阐述华为发展和管理哲学而知名的管理顾问陈培根曾写下一段感性文字，谈到「吃」带给华为国际化的挑战：

　　「对谁来说美不美都是家乡的水，香不香妈妈的餐。要把他乡的水当作家乡的水来喝，把他乡的音当作家乡的音来听，把他乡的餐当作妈妈的餐来吃，没有几十年、几代员工潜移默化的心理调整和身理调整，怕是很难实现的。」

　　确乎其言，在中国人的胃里，藏着对家与国的温暖惦念，保留着一个民族久远的基因记忆。而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丰富的文化，也让中国人的胃特别地挑剔，必须要用中国饭来慰养。

　　早在1992年底赴美考察，任正非就意识到中国人走出国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惯，中国人有一个不那么国际化的胃。当时，他一出发就生病了，从香港机场开始呕吐，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时差反应，一直折腾到美国中部城市达拉斯。到纽约中国领事馆，吃了几顿玉米糊，任正非十分感叹：是如此的香！

　　「在饭店用西餐贵得出奇，也不习惯……要想吃中餐时，就不得不走近半小时的路程。寒冬腊月在莫斯科街道上迎着刺骨寒风奔走的滋味确实令人燃头。即便如此，如时间许可，我们还是愿意走远路去吃中餐的。」

　　所以，当1997年5月贝托华为成立时，华为从中国派去乌法的七人团队中，就有一名中餐厨师。

　　但2000年后前往「第三世界」开拓市场的中方员工们鲜有条件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多数是两三个人负责一片区域，平时要在各国跑动寻找机会，左冲右突，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本地餐是填饱肚子的生存必需，而这也成为他们在异国感受到的第一波「文化震惊」。各种本地食物，从色、香、味到吃法，带给他们心理上强烈的冲击，尤其在非洲。

　　在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本地人常吃的食物是「英吉拉」，一位中方员工形容吃起来「像小时候家乡的酸渊水，酸得有点诡异，又像面饼放久了发了馊。接着越嚼越酸，酸得我两腮发疼，难以下咽」。不仅味道奇怪，吃法更让人备受心理考验，客户会亲手把英吉拉包上羊肉和蔬菜，捏了又捏，热情地喂给华为的工程师。面对此景，后者不无戏谑，「看着捏好的英吉拉和满脸诚恳的客户，我们也满心感动，这是特殊的美食和待遇啊！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完成这艰巨的任务！」

　　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各国，本地人流行吃一种用调料汁拌的米饭，不同国家的调料汁原料不同，颜色也不同，但相同的是，人们会坐在一起用手抓着米饭吃。其中，也门「绿油油的手抓饭」最让早期出海员工印象深刻，在华为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吃的第一顿就是手抓饭，热气腾腾的炖鸡和米饭，当然也少不了『土制』面包——HOPS，当时还上了一道菜Molohiya——一种树叶捣成的汁，绿油油的……大家席地而坐，徒手操作，抓把米饭在手里捏一捏再放进嘴里。也门人对中国人都很热情，他们会用粘着米粒的手撕一块儿肉给你，有人吃完肉后还要把手指舔一舔，看着一只只绿油油的手，周围还有许多苍蝇，那顿饭我除了吃了一点HOPS外，什么也没有吃。」

　　2000年5月，光网络工程师李隆兴来到也门开局，为也门南北统一十年国庆献礼，也记下了他到这个国家的第一餐：「羊肉的味道还勉强，但看到那种绿色、黏糊糊、好像唾液一样的调料，我和卢鹏都觉得十分恶心，顿时没了胃口，好不容易将自己填饱。」

　　后来两人去偏远镇子里安装设备，在路边餐馆吃到的手抓饭里还有不少沙子，但也只能往肚里咽。李隆兴写道，「我现在的第一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活着回去，所以即使再难吃、再恶心的东西我也要吃，只要能给我能量！」

　　在西非马里，华为客户经理杜现军为了和客户套近乎，取得其高层支持，也是「硬着头皮」和对方一起吃当地的手抓饭。

　　有的华为员工因为这不忍直视、难以下咽的「绿油油的手抓饭」，到非洲两个月就打道回府，有的员工则想办法应对，让自己吃起来没有那么艰难。一位在塞内加尔工作的工程师给新来的同事热情地分享他的经验技巧：「要提前下手，先将自己的分量拨到一边，就可以避免吃其他人的手抓过的米饭。」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食物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地位都是一样的，吃什么由本地出产决定，但如何吃则体现了一方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他们必须勇敢地和本地客户高层一起吃，还要愉快地用他们的方式来吃，以此来表达华为对当地民情风俗的欣赏和积极融入本地的态度。

　　所以，北非地区部总裁彭中阳会在「一立方米内有一百到两百个苍蝇的地方，和客户席地而坐，一起吃绿油油的手抓饭」。东南非地区部总裁李大丰常常受邀参加客户的传统婚礼，宴席的主食就是一盆「油米饭」，一桌人围在一起，伸手抓一把，揉捏成饭团边吃边聊，当他第一次看到很多只手抓向油米饭时，第一感觉是反胃，但随后就渐渐被人们的热情感染，也抓起一把饭团放进嘴里，看到「身边的黑人因中国人的努力融入而欢呼」。

　　中国人的胃对落后地区的本地食物无福消受，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食品也并不都能欣然接受，奶酪即是其中代表。

　　华为员工最先在拉美与其相遇，最初闻到那股子又酸又臭、直冲鼻子的味儿，有的人甚至会忍不住要吐，但也有一位中方主管挑战自己，以学会吃奶酪作为与本地团队打成一片的手段。他先是屏息而试，慢慢地，早餐面包夹着奶酪吃，再后来，拿奶酪当零食，最后，甚至能和本地员工探讨各种奶酪的品质、味道和产地了。

　　不过，在拉美这块丰饶之地，让中国人的胃不适的本地食物非常有限，更多的是美味的享受，醉人的红酒、香醇的咖啡、肥美的牛肉、丰腴的海鲜，玉米饼里乾坤大，卷入万物皆TACO……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曾外派拉美的华为员工，常常在一起怀念在各国的寻味之旅，念念不忘。

　　2001年，初入印度的员工谢浩在班加罗尔吃到的素食是「一张小饼、一盘白饭，再加几勺素菜」，加起来约合当时的人民币两元钱。为加快项目进度，谢浩坚持和本地合作商一起这么吃了几个月，白天工作千头万绪，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听着肚子咕咕叫，心里默念着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不禁感谢上古先贤的至理哲言「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放射出智慧的光芒」。

　　在国家，外派这里的华为员工平常吃素，偶以牛羊禽鱼肉调剂，肚子倒也不是太亏欠。但斋月期间，一些与客户一起工作的中方员工为表示合作诚意，也主动禁食，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就趁着客户祈祷空隙，跑到卫生间用水打湿嘴巴，来缓解一下饥饿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国胃，还喜欢吃热的、软的食物，「汤汤水水」是我们对一日三餐的美好期待，但对于华为那些经常要野外作业的项目交付工程师来说，吃上一口热的，就是一种奢望。

　　移动通信工程的项目交付和维护服务工作大部分是在野外进行，包括勘测站点，安装无线基站或微波天线，调测设备开通网络、跑路测，下站点给油机加油，以维持基站不间断工作。交付与服务工程师们经常要连续多天开车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他们只能带上桶装水和压缩饼干、面包这些东西充饥解渴。

　　对于风餐露宿的野外作业，在国内经历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华为技术服务工程师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国内，干粮面包吃久了受不了，还可以在当地随便找个小馆子，吃上一顿热汤软饭，最不济，也能要点儿开水泡一碗方便面，到了海外，很多时候连开水都要不到，他们就有了各种别样的生存体验和人生感悟。

　　华为在尼日利亚为某运营商开通第一个CDMA网络时，由于从驻地到很多站点来回路上要花四个小时，中方员工郭修彬中午只能和客户维护主管一起吃香蕉，这么一个月吃下来，大家见面就互称Monkey(猴子)了，由此倒也和客户建立了亲切的友谊。有的中方员工也会跟着本地黑人同事，一起去摘一种当地人吃的树叶来祭自己的五脏庙。

　　有时候，外出作业的工程队员们也能找到小餐馆，甚至可以钻进人家后厨，就着现成的食材自己动手做点合口味的饭菜吃，另有一番野趣。

　　有一次，一个在非洲某地负责交付的项目组下山后，发现路边有一个农家餐馆，院子里养着几只鸡，他们就想买鸡蛋炒来吃，但没人知道如何用当地土语表达「鸡蛋」这个词，一位员工尝试用肢体语言交流，指着鸡，模仿鸡生蛋的姿势，但是比划了半天，对方也看不明白，最后是打电话向本地秘书求助，才买到了鸡蛋。

　　还有一些相对复杂的小型工程项目交付，需要几个人到偏远地带待上十多天甚至数月，这时，他们会带上电热杯或者电饭煲等简单炊具，自己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

　　2001年底，工程师叶树和赵立国来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里的一个城市，安装华为的GSM设备。由于处于极夜期间，每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加上设备调测中发现功能问题、物流问题，项目进展拖延，等结束任务回程时，又遭遇暴风雪机场封锁，他们在那里困了好几周。

　　最初，两个人用一个小电热杯煮饭。小赵为避免饭烟，加很多水，结果就煮成半生不熟的稀饭，吃了经常拉肚子。叶树为吃到干一点的米饭，每次都煮烟，饭一爛，电热杯上就腾起一阵烟，招引来楼层管理大妈。后来，又一位同事小杨加入支持，带了一个电饭煲，这让三个人在北极圈内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叶树「发明」了用电饭煲煮菜，虽然每天的菜谱就是单调的咸熏鱼或鸡肉，但大家一起买菜、煮饭，热乎乎地吃饭，让他们觉得「能吃到这样的米饭，能大声地说中国话，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原来快乐来得这么简单和实在」。

　　另外一位技术服务工程师小韩，因为能用电热水壶把土豆煮熟，让客户高层认为中国人很聪明，而愿意和华为合作。「吃」这件事，以另一种非关文化的意义，参与了华为在海外的客户关系建设。

　　2001年，华为拿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电信的合同，在当地著名风景区伊赛克湖地区部署电信网络，负责设备安装和维护的小韩在这里孤身一人坚持了一个冬天。当地没有燃气供应，冬天风景区没有游客，商店都不开门，小韩每天只能吃冷冰冰、硬邦邦的馕，馋得不行的时候，就去附近农家买几个土豆，但他只能用烧水的电热水壶煮着吃。

　　项目交付结束，在为小韩举办的送行宴上，专程赶来的客户负责人向华为领导敬酒，说：「我们这里原来有很多欧洲的通信设备，但我们现在很喜欢中国的东西，除了你们的设备性价比高外，我还喜欢你们的年轻人，很聪明、很能干……你知道我为什么夸他聪明吗？因为他能用电热水壶煮土豆！……这绝对是高难度的，因为水一开，就跳闸，而土豆肯定还不熟。但是，华为的小伙子就有这么聪明，不仅能用电热水壶煮熟土豆，而且煮得还特别好吃！」

　　随着海外各国市场拓展有所起色，华为外派员工逐渐增多，很多国家都有几十号人常驻，中国人的胃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人常说「吃饱肚子不想家」，员工肚子吃不饱，如何安心在海外做项目？

　　一方面，深圳行政管理部门向海外大量寄送中国食材和食品，香肠腊肉老干妈，榨菜豆酱方便面，让外派员工们能经常吃到浓缩的中国味儿。其中，老干妈在大家心目中地位最为崇高，对它的用词从来都不吝啬：

　　「在国外过的第一个春节是2002年春节……当时代表处总共四个人，开了一瓶珍藏的老干妈。」

　　「为了建设第一个站点，项目组全部前往沙漠中的一个小镇做保障，整天吃酱油煮饭。老干妈和方便面?那是留给病号的，平时由老胡专人保管。」

　　不过老干妈也只能以「珍品」相待。在阿尔及利亚，华为工程队外出做交付，找到一家餐馆可以让他们自己做饭，也能轻松地买到鸡蛋，于是每天一顿蛋炒饭。「用老干妈下饭，一般一周后大家都开始便秘，马上牛黄解毒片又成了畅销品，连当地员工与司机也同时喜欢上老干妈和牛黄解毒片了。」

　　2004年后，华为凭借阿联酋3G项目打开了中东北非的市场，交付工程项目众多。地区部总裁田峰此前担任过人力资源部门主管，深知搞好员工「肚子工程」的重要性，针对技术服务工程师野外作业的吃饭问题，他组织开办起「野战食堂」，成立了「生活委员会」，亲自把「野战食品」送到各工程项目组去，包括一种当时的新型野战食品「自热米饭」。

　　野战食堂建设得到任正非的赞许和推广，他要求各国根据当地供应条件和项目规模灵活安排，深圳行政管理部门组建了驻外服务部，向海外提供野战食堂建设支持，包括邮寄简易餐具、方便面和中餐食材、调料等。

　　自己动手，就是一帮技术工程师三两结伙，下班后和周末在宿舍自己炒菜做饭，国内寄来的中餐调料和食材让大家操练厨艺也有了更高的积极性，有的人就此练成了「大厨」，走到哪里都大受欢迎。有的项目组还尝试教本地保姆学做中国菜，宿舍院子里有空地的，会种点儿蔬菜，不仅为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也间或能尝到新鲜的青菜。

　　外部条件允许的国家，代表处找当地中餐馆签约，提供送餐服务，也有在其他中资机构的食堂搭伙吃饭的。

　　但员工自己做饭，作为周末的团建娱乐活动还可以，瓶瓶罐罐、烟熏火燎的厨房毕竟不是大多数技术理工男愿意挺身而上的战场。

　　2005年华为海外市场销售超过国内，进入全球化发展新时期，海外市场拓展和工程交付业务量大增，外派员工工作压力巨大，还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辛苦自不待言，而出差海外的员工也逐渐增多，住在酒店分度圆柱导程角、旅馆里，他们的吃饭更成问题。对海外伙食用餐的讨论和投诉也开始频频出现在《管理优化》报上。

　　比如某代表处使用外包的送餐服务，连续几个星期不能按时送到。「司机送餐迟到，看似小问题，却至少造成了以下影响：第一，员工长期无法按时就餐，损害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第二，影响了团队气氛，中午餐厅外的聚集成了传播小道消息和发牢骚的最佳场所；第三，也影响员工工作士气，员工每天中午挨饿，情绪低落，加上休息不好，下午的工作效率当然要打折扣。」

　　其实华为从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员工食堂建设，将「吃」置于保持内部安定团结、上下沟通的高度，即使在坂田基地建成前经常「搬家」，华为在每处也都建有内部食堂，为员工提供丰富的免费三餐和夜宵，还定期组织厨师烹饪技术大比武，提高食堂供餐水平。

　　而任正非本人早期则常常被员工误认为「食堂大师傅」，有老员工回忆排队打饭时会看到任老板站在餐线旁吆喝：「我看谁打肉多的，谁就是新来的。」

　　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是，C&C08机研发攻关正酣时，任正非午夜十二点领着几个人推着餐车来到实验室，招呼加班员工喝鸡汤，一个「胖胖的大师傅」是新员工对他的第一印象。

　　不过，「食堂大师傅」也算是任正非的人生底色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生工作前要先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一开始就在贵州某建筑工地做了两年炊事员。一些创业早期的华为老员工也回忆，当年公司业务小有突破，老板确实会亲自下厨炒几个菜，一起庆祝，鼓励大家。

　　正是在「食堂大师傅」出身的任正非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下，华为海外中餐食堂建设成效卓著。

　　以2008年初中方员工外派补助政策调整为分界，海外中餐食堂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各国代表处自主行动，因陋就简，基本解决了外派员工对中餐的需求，让大家「吃饱肚子不想家」。后一阶段，公司人力资源政策强力牵引，资金充裕，食堂建设全面提升，海外中方员工伙食大为改善，以至于任正非呼吁大家要「珍惜生命，多运动」，因为他发现，「伙食改革的结果是大家都养成了胖子」。

　　华为海外的第一间中餐食堂是2000年在俄罗斯建成的。当时代表处业务迅速扩大，员工猛增到八十人，行政主管肖秀林自己动手，从寻址、装修、电路改造、采购灶具餐具、招聘本地厨师，全程一人操持完成。食堂开业，代表处领导很高兴，因为「弟兄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在海外自建中餐食堂，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食堂本身，这是硬件，一个是厨师，这是食堂的灵魂。

　　首先是不能离办公和住宿地太远，主要是为着方便，节省员工上下班通勤时间。在一些国家，还要考虑安全，拉美某国就曾发生过整车员工被劫持、物品被搜刮一空的事件。劫匪们踩点发现，这辆公司班车每天在固定时间、按固定路线接送员工去食堂用餐。

　　而找地方最麻烦的事情是，中餐炒菜油烟大，气味浓烈，西方人普遍对此非常反感。

　　在欧洲各国，华为员工在宿舍里炒菜做饭，经常被邻居投诉。委内瑞拉代表处的中餐食堂从2005年到2007年，就搬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在一栋住宅楼内，油烟味很快引起邻居们不满，集体写了抗议信贴在食堂大门上。第二个地方在一处商厦的一间商铺，没有店面，到饭点只能在门外摆开桌椅让大家用餐，周围商家认为这影响他们做生意，向大楼物业交涉。代表处行政人员最终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几番讨价还价，租金一个月近一万美元。

　　代表处自建食堂，经费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时期的海外代表处大多数收入、利润都有限，办后勤要考虑省钱。

　　比如俄罗斯代表处的食堂最初是建在一间地下室，租金便宜，但必须做好排风，小功率排气扇不顶用，大功率的又太贵，肖秀林在二手市场转了好几次，才找到一台大功率抽风机，以新机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来，这让他高兴了好几天。

　　食堂的第二个硬件，是厨具装备，这就不是单靠钱就能解决的。在非洲很多地方，用来炒中国菜的家什，比如圆底铁锅、切菜刀、剁骨刀、炒勺等，很难买得到。置办齐备，需要费一番心思。

　　2005年，西非科特迪瓦代表处筹建食堂，厨师史建负责采购厨具。他带着本地法语秘书来到市场，靠着花样百出的肢体语言与秘书沟通，秘书再基于自己的理解，向店家翻译，为一把菜刀，店员拿出过斧头、柴刀、铁锹等好几样，最后只买到一把大一点的水果刀，差堪可用。本地实在买不到的厨具，就由史师傅或员工回国出差买了带过去，过海关时要费许多口舌解释。消毒柜当地买不到，也没法带进来，厨师采用「高温消毒」土办法，用大锅烧开水沸煮碗筷，倒也让员工没有因食品卫生问题生过病。

　　硬件设施齐备之外，中餐食堂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厨师了。厨师，是食堂的灵魂，「饭勺也是生产力」不假，但饭勺是掌握在厨师的手中。

　　厨师在海外有多重要呢？2006年底，华为在埃塞俄比亚丢了一个五年框架的大单，代表处人员规模缩减，人心离乱。新任代表范思勇到任，当务之急是重振士气，他很庆幸从乌干达过来时带了一名厨师肖师傅，「大家为伙食的改善而欢欣鼓舞」。

　　大多数情况下，海外自建食堂的厨师是从当地中餐馆挖角而来。以前中国人去海外自谋生路的第一选择，是开中餐馆，特别是非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力援非，也把中餐馆带到了这里，所以厨师的来源不是大问题。此外，深圳驻外服务部也从坂田基地各食堂供应商里，挑选优秀厨师派到海外，作为补充。

　　但本地招聘的厨师，从个体经营中餐馆来到华为这么一家公司，从只接单炒菜的专业厨师的简单角色，转身成为一间内部食堂的主理人，有的厨师还要负责把食堂从无到有地建起来，平常不仅承担食堂日常运作，招聘、管理本地帮厨小工，还要接受代表处对食堂的监督管理，包括内控、采购验收、出入库查验等，这是他们此前没有经历过的，一时自我感觉不被华为信任，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此外，由于本地聘用，代表处与厨师签订的工作合同并不很规范，华为当时也不是知名中资企业，厨师队伍稳定性一般。而随着海外市场迅速发展，代表处需要将厨师调派去不同国家支持，有时也难以如愿。

　　总体而言，2008年之前，华为海外中餐食堂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亚非拉艰苦国家的外派员工生活受到公司特别重视，市场也已经开始产粮，代表处中餐食堂伙食相对较好，其间的参差优劣，取决于厨师水平。

　　此时欧洲国家代表处大多还没有自己的食堂，这些地方虽然外出用餐比较方便，但是员工们表示吃不起，尤其是北欧国家，随便一餐就要几十欧。当时的外派补助标准全球统一，没有反映各国生活消费成本差异，也撑不起欧洲的高水平。因此，在发达国家，中方员工过上了「坐着豪车啃面包、住着别墅吃泡面」的生活。

　　而根据当时的外派补助政策，如果员工不去食堂吃饭，可以现金领回伙食补助，所以，即使代表处建有中餐食堂，大家就餐的积极性也不高，很多人选择自己做饭，不会做饭的随便对付，既影响工作，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2008年2月，华为出台了新的中方外派员工补助政策，其中的伙食补助标准根据各国生活消费水平分为三档，最低一档每人每天十五美元。但这笔钱不发给员工本人，而是补贴给食堂。

　　经费充裕，且有来源保证，各代表处自建中餐食堂积极性大增，员工们也更愿意到食堂就餐。新政策规定，随外派员工一起生活的家属在公司食堂吃饭，享受员工标准一半的补贴，家属「随军」意愿也大为提升，食堂用餐人数随之增加。而厨师们发现自己的厨艺发挥有了更大的空间，其中一位就感慨，「咱们厨师班子也很高兴啊！以前一顿饭只能出四个菜，现在咱们能出八个；以前只吃得起虾米，现在咱们偶尔也能来顿龙虾啦！」

　　尤其是很多艰苦、落后国家，本地生活消费水平很低，每天十五美元根本吃不完。在一些非洲沿海国家，龙虾、螃蟹、深海鱼这些在国内昂贵的水产品，本地人不怎么会烹调处理，吃得不多，市场供应丰富，价格也不贵。这些地方的外派员工，不仅三餐丰盛、营养充足，业余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因为吃不完的伙食补助结余会用来周末开Party，搞团建，大家经常一起包饺子、打火锅，或者外出野营、搞烧烤，阿拉伯国家的烤羊排就此美名传遍华为。

　　任正非在多个内部讲话中声称，也门饭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饭，据考证，这个「也门饭」是烤羊排，不是「绿油油的手抓饭」。

　　所以，当任正非在伙食改革一年后到八个艰苦国家转了一圈，看到员工一个个都吃成大胖子时，他像一位老父亲一样，絮絮叨叨地论证了一番肥胖和各种疾病的关系，谆谆告诫大家要多运动：

　　「这胖子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都是从肥胖开始的……你不运动，脂肪存积在血管中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那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带来什么呢?就是脑溢血、心衰竭、肾衰竭。平时，你们应少吃一些油水，多吃一些蔬菜……生活清淡一些。也许你们去山上装铁塔、基站也是运动运动，但平时大家也要经常锻炼身体、出去玩一玩……生命在于运动。」

　　随着海外中餐食堂大规模建设，深圳行政管理部从国内大量招考各大菜系厨师，通过华为下属服务子公司慧通派往海外各地。

　　考试不只是考厨艺，还考验在艰难条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积极心态。比如一位厨师的面试题目是：「如果没有任何炊具，怎么把腊肉炒熟？」他的回答是「把腊肉的皮弄下来做锅。」

　　在派出海外之前，厨师们还要接受入职培训，对华为企业文化有一定的认知、理解，对公司的认同感、归属感就比较高。

　　与此同时，之前各国代表处本地招聘的厨师们已几经锤炼，留下来的优秀成员也陆续转入慧通公司，待遇有所提升，成为「华为系」员工，他们的归属感也大为增强。

　　厨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是华为海外中餐食堂建设成功的关键。厨师们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海外中方员工提供营养可口、丰富多样的中餐饮食，保证他们吃得饱、吃得好，在中餐食堂营造出在国内的生活气息，让外派员工们在海外有家的感觉。特别是那些野外作业的工程师，当他们一身疲惫回到驻地，不管多晚，食堂都会留一份热乎乎的饭菜，或者有等在那里的厨师为他们专门下一碗面条。

　　一些用心的厨师还会想方设法利用本地条件，变着花样满足来自国内五湖四海的员工的口味和诉求。

　　比如，印度代表处食堂的蒋师傅会去市场买来新鲜萝卜，把叶子摘下来晒干，代替当地买不到的梅干菜，做出一道香气扑鼻的梅菜扣肉。在科摩罗这个印度洋上的火山小岛，没有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淡水，无法种植蔬菜和水果，厨师老王用心调制，将当地特产金枪鱼开发出十八道不同菜式。

　　那些有「金牌厨师」驻场掌勺的食堂，不但让外派员工在此地乐不思乡，也让华为的客户和出差员工念念不忘。在立陶宛，一位穆师傅以其精湛的厨艺和「讲究」的匠心，让中餐食堂成为客户关系建设的「利器」，华为员工请客户吃饭，客户都会要求去华为食堂，一位客户CTO就感叹，自己在这里吃到了此生最好的中餐。

　　厨师们的价值，不止于挥舞一柄饭勺，为华为创造一份生产力，在战乱、危急的关键时刻，厨师们与代表处共进退，让留守员工没有后顾之忧，支持着他们为客户坚守。

　　2010年底到2011年初，科特迪瓦政局动荡，代表处撤离了部分员工和家属，留下二十几名员工坚守，厨师史建也主动申请留下来，每天偷偷摸摸地做饭，以免引来武装分子。后来战火烧到了社区，子弹在宿舍院子里横飞，在如此危险境况下，史大厨还瞅准机会「猫」出去，抢购了足够坚守一个月的米、面、油和煤气。

　　2014年，塞拉利昂发生令人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疫情，华为办事处只留有一名中方员工龙峰和厨师张付玉。虽然龙峰多次告诉张师傅，如果他想离开，公司会随时为他订机票，张师傅总是朴实相告：「你不走我就不走，总得有人做饭吧。」

　　华为充分认识到厨师队伍对于海外业务稳定发展的重要性，给予他们极大的认可和激励，机关行政部门每年组织评选「十佳食堂」「金牌厨师」，向优秀厨师颁发「胜利护航奖章」，及时重奖那些危难时期与员工一起留守的厨师，并在公司内部广泛宣传。

　　员工们对厨师的感谢，也总是由衷而热烈的。一位做过国宴的厨师长要轮岗调动，代表处三百多人在其微信上依依送行，甚至希望跟着他调过去，而其将调入的代表处的员工们则欢喜雀跃。

　　很多厨师在华为工作十余年，听从指挥，转战各国，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将自己融入到华为的海外业务发展中。他们说：

　　「每周我都能从员工那里听到很多大家如何奋斗、签单的故事，让我很是激情澎湃，我觉得我能把饭做好，其实就是帮华为签单出了力。」

　　「虽然我没有谈过一个销售合同，没有建过一个铁塔，没有签过一个单，但我能坚持为华为员工烧好每一盘菜，做好每一碗汤，让他们吃好了就不想家，我的人生就是和华为前进的战车捆绑在一起的！」

　　如果说华为的礼宾车司机是其市场营销中触动客户的一张漂亮名片，遍布海外的一百四十多间中餐食堂的厨师则是稳定其国际化队伍军心的幕后功臣。他们让中餐食堂成为一道华为国际化的「旋转门」，中方员工通过这道「门」，轻松地完成了国际化所需的身理和心理的调整，每天，他们从这道「门」里走出去，去面对异乡的人与事，当他们回来，走进这道「门」，吃上一口热的饭，品味一道家乡的菜，安慰了胃，也安稳了心。

　　「一人，一厨，一狗」，是在科摩罗岛上常驻六年之久的叶辉辉向高层管理团队分享的故事标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诗意表达，任正非说，这代表了华为精神。